“在汉代，官吏判杀了复仇孝子，可能会被治死罪。一位叫路芝的县令，杀了复仇的孝子，被笞杀，以谢孝子冤魂。”

亘古以来，“刺死辱母者”绝非个例，我们翻了翻故纸堆，找出这些青史留名的案例，类似的事情，发生在古代，他们如何判刑?

古代，以孝治天下。为母报仇、为父报仇，不但是勇敢、知礼，还是至孝。

随手一翻典籍，《礼记》有云，父之仇，弗与共戴天;《春秋公羊传》有云，子不复仇，非子也;晋代舞曲《独漉篇》有云，父冤不报，欲活何为……

要说为父母复仇，最早的，应该是“赵氏孤儿”的故事。若说到“刺死辱母者”，第一人还是刘邦的幺儿:淮南王刘长。

汉代“刺死辱母者” 无罪有奖

淮南王刘长，母亲赵姬获罪被逼自杀后，心里就一直怨恨辟阳侯审食其。

异母哥哥文帝即位后，刘长入朝，前往辟阳侯府上求见。辟阳侯出来见他，他便取出藏在袖中的铁椎捶击辟阳侯，又命随从魏敬杀死了他。

事后，刘长驰马奔至宫中，向汉文帝袒身谢罪:“我为天下人杀死了危害社稷的贼臣辟阳侯，为母亲报了仇，特来朝中跪伏请罪。”汉文帝哀悯刘长为母报仇，不予治罪。

汉代为父为母复仇，真正抵罪的少之又少。

除了一两人被优待留下子嗣后自杀谢罪的，复仇者基本上要么逃亡后被赦免，要么不但无罪，还会因孝扬名，得官有之，褒奖有之。

东汉章帝年间，有人侮辱人父，而被其子杀掉，汉章帝免除了为父报仇者的死刑，从此成为判例，称《轻侮法》。到东汉和帝时，因张敏两次上疏后废除，但《轻侮法》“名亡实存”。

“刺死辱母者”，最“惨”的情况，也是享有优待的。

据《后汉书》《山东通志》等记载:安丘男子毋邱长，和母亲在街上同行，遇一醉汉辱母，毋邱长把醉汉给杀了。被抓住后，当地官员吴佑说:子见母辱，人情所耻，但是白日杀人，“赦汝非义，刑汝不忍”。

得知毋邱长还没有儿子后，吴佑让毋邱长与妻子在狱中同住，直到毋妻怀孕。毋邱长感念这位吴佑官爷的优待，最后选择自杀谢罪，还让儿子取名“吴生”。

东汉“刺死辱母者”阳球，有些极端。

《后汉书·酷吏传》所记，郡中有位官员侮辱了他的母亲，他就纠集了几十名少年将这个官吏和全家杀死，阳球因此出名，还被举荐为孝廉，补任尚书侍郎。

“刺死辱父者”，也有极端例子，为“魏汤报仇”。

《太平御览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“孝子传”:一个叫魏汤的少年，与父亲相依为命，一次父亲被恶霸殴打，魏汤只能不断磕头求饶，好在被路人相助，父子俩没被打死。后来魏汤一直隐忍到父亲寿终正寝，才去实施复仇计划，最终提着恶霸的脑袋祭奠父亲。

“魏汤报仇”的故事，还被刻在了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画像砖上。

“孝”，对于古人来说有多重要?

在汉代，官吏判杀了复仇孝子，可能会被上司治死罪。如一位叫路芝的县令，就因为杀了复仇的孝子，被桥玄笞杀，“以谢孝子冤魂”。

董仲舒六世孙董黯，也因“刺死辱母者”名垂青史。

据传，这位“董孝子”的母亲，被邻居辱骂殴打，卧床不起，继而病逝。为报辱母之仇，他竟在青天白日杀人。汉和帝闻其孝心，“表其异行”，宽恕了他的杀人之罪，还要授他官职，使孝子“海内闻名，昭然千秋”。

后来，人们就把董黯居住的大隐溪叫作慈溪，后来又用慈溪来命名县名。宁波至今有董孝子庙留存，还有历代歌咏他的诗词。

如果把“刺死辱母者”，扩大到为母复仇、为父复仇，古代的“刺死辱母者”“为父复仇者”，基本上也会得到地方官甚至皇帝的宽宥，减刑乃至免罪是标配。

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记载:酒泉人赵娥(因是庞子夏之妻，又称“庞娥”“庞娥亲”)，父亲被同县人所杀，她隐忍多年，找机会报了杀父仇，主动自首，而当地官员感其孝行，不愿治罪，最后遇大赦被免罪。

唐宋以降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

隋唐时，王舜有姐妹三人，父亲被人所杀，发誓父仇未报不愿出嫁。

《隋书·列女传》里记载，姐妹仨手刃仇人后，一起自首，争相揽罪，判官不能做出判定。后来这事传到唐高祖李渊那里，李渊被她们的孝行感动了，因而赦免了她们。

和姐妹三人一样，《旧唐书·列女传》里，也有两位女子，为报父仇，免于罪罚。

贞观年间，绛州有位叫卫无忌的女子，父亲被同乡人卫长则所杀，她在一次宴会上用砖头击杀了卫长则，主动请罪。这事经褚遂良传到了唐太宗耳中，唐太宗不但免了卫无忌的罪，还嘉奖了她的孝烈，给田宅嫁妆。

唐高宗时，濮州有一位孝女贾氏，父亲被同族人杀害，她发誓不嫁，将弟弟抚养长大以报父仇，待弟弟杀了仇人，取其心肝，祭奠亡父后，要被判罪，贾氏又欲代弟服罪，高宗知道后，哀怜姐弟俩，给予特赦免罪。

唐以前，“刺死辱母者”“为父复仇者”不抵死罪很普遍，从唐代开始，也有抵死罪的。

武则天时期，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，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，他最后亲手杀掉杀父仇人，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。

当时的谏官陈子昂，上《复仇议状》，提出了杀人犯法、应处死罪，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、应予表彰，所以他建议处徐元庆死罪，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为“烈士”，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，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。

后来，作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，写了一篇《驳复仇议》，穿越时空都要和陈子昂开撕。

柳宗元认为，陈子昂的意见不但赏罚不明，而且自相矛盾。柳宗元还在这篇著名的奏议文中指出，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，又合于法律，应予充分肯定。

唐宪宗年间，一个12岁的男孩梁悦，为了替父报仇，杀死仇人秦杲。“在《礼》父仇不同天，而法杀人必死。”在定罪性质上，又引起较大争议。

韩愈的《复仇状》说，“复仇之名虽同，而其事各异”，杀或赦不能一概而论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尚书省经过辩论，最终裁定梁悦为父报仇，投狱请罪，特敕免死，决杖一百，发配循州。

从此形成案例，为父报仇可免一死，不免于流放之刑。一直到明代都是这样，可查阅何竞、张震的案例。

《宋刑统》也曾明确提出，“如有复祖父母、父母仇者”，应根据具体案件详察，最后让皇帝裁决量刑。而皇帝一般本着“以孝治天下”，奉行减刑宽宥。

《新唐书·列女传》上，有一位叫谢小娥的女子，是豫章商人的女儿，后来嫁给历阳侠少段居贞为妻。父与夫同时被强盗杀害，谢小娥也受了重伤，落水被救。她立誓报仇，乔装打扮为男子，四处寻访，最终手刃仇人申兰，并报官将申兰的同党一网打尽。

刺史张锡表彰小娥为父、夫报仇的节义，免其死罪，附近豪族闻小娥之名，都来求聘。但小娥却誓不再嫁，削发为尼。最后成为了文学作品的好素材，写入各种传奇故事，广为流传。

又有南唐人龚颖，叔父被卢绛所杀，后来龚颖和卢绛都投奔了宋，龚颖袖藏铁简入朝，在宋太祖面前打伤卢绛，太祖知道龚颖是为叔父报仇后，称赞其为“义士”，于是斩杀了卢绛，释放了龚颖。

以孝为先 明代多免死罪

明代富平人李忍，家贫却很孝顺，也曾为母刺人。

《陕西通志·富平县志》里说，他惹上官司，县里有个叫罗武朱的衙役，素来横行霸道，抓不到李忍，就把人母给绑了游街，还将绳子从李忍母亲的裙下穿过，以此羞辱。李忍怒了，如此辱母，不共戴天，就把罗武朱给弄死了，然后自首。县官依法处置，又敬重他的孝行，改死刑为流放。

嘉靖中叶，有一位“刺死辱母者”，山西保德人崔玘。

《万历野获编·卷十八》记载，14岁时，崔玘父亲与邻女魏氏勾搭上，母亲被驱逐羞辱，崔玘愤而手刃魏氏。嘉靖皇帝知道这事后，觉得这小伙不错，年纪轻轻为了孝义“快意恩仇”，就免其死罪，判劳改三年。

为父报仇的，还有两兄弟。

《清史稿·卷四百九十八》所记，清代江南丹阳人黄元洪、黄福元兄弟，父亲黄国相被同乡虞庠请的黑社会团伙捆绑沉河而死，两兄弟长大后，持斧将虞庠砍死，然后自首，官府将哥哥下狱，弟弟免罪。第二年，黄元洪被赦免后，出家为僧。

由此可见，在古代，“为父复仇者”“刺死辱母者”，不但不该杀，判无期都嫌量刑过重，唯恐伤了天下孝子的心。这样的例子，从汉代列到清代，都不能穷尽。

即便在民国时，“为父复仇者”的孝心也是天地可鉴，令人生恻隐之心。

1935年11月，天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命案。“五省联帅”的大军阀孙传芳，被一名叫施剑翘的女子刺杀了。

原来施剑翘之父施从滨，在直奉战争中兵败被俘，孙传芳违背战时不杀俘、不戮降的通例，下令斩决施从滨，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。当时才20岁的施剑翘悲愤万分，誓要为父报仇。十年后她终于找到机会刺杀了孙传芳，然后就去自首。

在法庭上，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，说道:“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，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。他残杀俘虏，死后悬头，我才与他不共戴天。”

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，感动了法官和在场的旁听者。1936年2月，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后判其有期徒刑七年，11个月后又遇特赦。施剑翘也像唐代的谢小娥一样，最后选择了出世修行。

推荐参考文献:

《古代侠义复仇史料萃编》

李丹丹《古代文史中孝女为父复仇主题的探究》

王立《明清复仇评议的文化审视》

曹金华《<轻侮法>与东汉的血亲复仇风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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